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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丰饶的白山黑水突遭日寇铁蹄践踏；1937年7月7日，宁静的卢沟晓月被日寇的枪声击碎。侵略者疯狂践踏祖国山河，中国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前线战士以刀枪为武器，在炮火硝烟中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敌后抗日根据地红色金融战士以货币政策为武器，在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斗智斗勇，节节胜利。抗战烽火淬炼了人民军队，见证了红色金融事业成长。

　　红色金融队伍中从来不缺乏理论家。他们具备专业的经济金融学识，更懂得将金融理论与根据地实际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分析问题，探究原因，提供对策。红色金融理论家在实践中摸索出的金融理论具有中国抗战特色，既蕴含着超前的智慧光芒，又不为西方经典理论所桎梏，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解析复杂经济金融形势下的改革难题仍然具有启迪和指导价值。

　　朱理治是大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资深革命家，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1年3月出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当时政府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中断外援资金，并加紧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异常困难。为了自主发展经济，党中央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货币，停止使用法币。边币发行之初主要用于财政周转，导致边区物价上涨，边币币值下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法币被排挤到边区更加助长了物价涨势。朱理治对边区物价上涨和边币贬值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

　　他发现，边区物价上涨和边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边区生产与消费不均衡，“生产不足而消费太多，拿到市场上去卖的产品少了，买它的纸币多了”。同时货币数量也有辅助影响，“商品数量不变或增长缓慢时，物价上升、与法币的比价下降和边币数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朱理治认为，物价上涨与边法币比价、出入口贸易和边币流通范围也有关系。“战争期间，货币发行不要滥发、随意发，以保持边币与法币跌价率大体平衡为好，同时要配合出入口平衡，可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在固定比例，便于边币的推广流通。”“扩大边币发行的情况下，要稳定边币就必须扩大边币的流通，使边币可以作价交换，作为储蓄和支付手段。”基于上述分析，他提出稳定物价要多管齐下，要限制和减少边币的财政性发行，还要“为着要发展生产，减少货币，银行已经做并且还要继续做的事情是大量向工农业和运输业放款”。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边币发行速度，提高边币内部购买力，稳定物价；统制对外贸易，扩大土特产品出口置换法币，扩大边币流通范围，用被置换的法币购买边区急需物资，可转移边区通胀压力，提升边币币值。1941年8月，他将这些观点写进《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呈报毛主席后被认为“很有价值”。

　　对于如何平衡好支持财政与保持银行独立性的关系，朱理治的分析客观而又审慎。他认为，1941年边区银行增发货币“主要为向生产投资及替财政周转”，是帮助边区克服财政危机、扩大生产的基本手段，同时强调，建立边区独立的货币体系，维护边币信用，必须减少“财政拖累”。陕甘宁边区银行不是“财政的出纳机关”和建设的会计科，要从财政支付机关转向国家银行，要从经营商业（光华商店）向全面开展银行业务转变。

　　基于消除陕甘宁边区生产与消费不均衡矛盾，支持边区增加生产供给和必需品换入，朱理治领导边区银行制定了放款章程，通过发放各种贷款，支持边区实现生产自给。他还起草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明确指出，“边币发行总准备金为100%，其中40%为生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所储存之商品，其他60%为保证准备，如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凡对推动生产有利的均可贷款，婚丧等特殊大事可酌量贷放，欲借款进行投机者不放。放款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将银行贷款借据作为边币发行的准备金，并合理控制贷款流向和贷款对象，实际上创新了以银行信用创造支持经济发展，进而抑制通货膨胀的金融模式。大生产运动全面开展后，朱理治领导边区银行完善了信贷管理制度，加大对农业、生产建设、商业贸易的贷款，扩大工业生产投资，积极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带动更多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边区的农贷规模快速增长。同时“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推动银行汇兑业务全面开展。边区农业、工业、私人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实现出超，遏制了物价涨势，稳定了边币币值。在一份报告中朱理治欣喜提及，“陕甘宁边区1942年末发行边币11100万元，较1940年末增加了近35倍”。

　　设立货币交换所灵活调剂边法币供求，稳定比价，再次展示了朱理治的创新思想。边区银行在发行边币之初，力图借助行政手段抬高边币价值，采取了开展平价运动、通过公营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拒收法币等措施抑制物价上涨，造成法币黑市投机盛行，边法币比价大幅波动下行。朱理治意识到，确立边币的本位地位必须保持边币币值稳定，除了强化行政手段严禁法币流通使用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授权边区贸易部在边区银行或特许机构设立货币交换所，“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边法币交易，边区银行居中调节，变黑市为明市，打击奸商投机行为，利用市场机制缓解边法币供求不平衡状况，稳定了边法币比价。

　　朱理治改革边区银行内部管理也可圈可点。措施包括：扩充边区银行分支机构，构建覆盖边区的银行网络，在各级行成立调查研究处室，着力培养调查研究骨干；制定章程、办法、条例、法令等20余项，规范边区银行管理；采取“贷款收买”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建立“互惠”合作关系，由银行向学校提供生产资金，学校派学习财经的学生到银行工作，随着50余名学生的加入，陕甘宁边区银行大学生占比超过40％。

　　全民族抗战时期，朱理治基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系列理论和实践创新，成为“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对于当下仍有现实借鉴意义。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际，朱理治曾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办事”，这成为他终生奉献革命事业的座右铭。薛暮桥曾题词“学习朱理治认真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精神”。

　　薛暮桥是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他研究经济问题注重田野调查，不引经据典，不空谈理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1943年初前往延安，途经山东根据地时被挽留，“留在山东工作3个月，帮助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当时日寇正加紧对山东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设银行，发行伪币来掠夺根据地的粮食和重要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倾销了数亿元法币到山东根据地，导致大量物资流出，法币购买力下降，带动北海币贬值，山东根据地物价大幅上涨。1942年，山东根据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法币流入，以压低法币与北海币的比价，但未能改变不利局面。

　　对此，主持山东根据地贸易工作后薛暮桥分析道：“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币值在全国是一致的，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主观压低法币，会造成根据地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升值。”压低法币与北海币比价使法币贬值的做法不可取。为稳定山东根据地的货币金融，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要增强北海币的独立性。“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和伪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是打赢货币战的关键”“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不取决于其所包含的黄金价值”。二要掌握大量重要物资。山东根据地掌握着对海盐的专卖，联合法币阶段，根据地运到敌占区的海盐售价高于市价，实现了对外贸易绝对出超，北海币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自然提升。现在驱逐法币，经营海盐的商人会亏本。为此，薛暮桥领导山东分局贸易局开展了一场巧妙的货币斗争：通过掌握重要物资出口，实现对外贸易出超，并经由设在根据地边境的货币兑换所扩大北海币流通范围，主导北海币与法币的比价，以此稳定根据地的物价。这就是著名的货币发行“物资本位”理论。

　　该理论与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基于生产与消费平衡关系的理论分析异曲同工。所谓货币发行“物资本位”，是指“新货币自始即没有与金银发生联系，是用粮食、布、棉等类重要物资作为保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我们当时处于偏僻的乡村，我们没有金银，人民亦不需要金银，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布、棉等生活资料”。薛暮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已经认识到，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物资本位”理论揭示了货币与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即使北海币无金银、外汇作准备，只要有物资储备就使其发行具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足以维持根据地物价稳定。该理论颠覆了“货币发行必须首先建立黄金和外汇储备”的西方经典理论，“是中国人在现代经济学上的一个新发明”。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洪流中总有红色金融的身影，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发放贷款、开展货币斗争、构筑反假币防线，每个环节都充满艰辛磨砺，需要勇气、智慧和谋略，需要紧接地气的实践，更需要为民服务的初心。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金融践行者，他们当中既有根据地银行的创建者和管理者，也有在基层为百姓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

　　高捷成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是党的早期金融工作专家，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1937年，他随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先后担任冀南区税务局长、晋冀鲁豫财政经济处处长。1939年6月，在山西黎城参与筹建冀南银行，任冀南银行行长兼政委。当时印钞工作极为保密，印钞地点也分散偏僻，印钞需要的纸张、油墨、机器和印刷技术人才都很缺乏。为了及时印出冀南币，高捷成带领大家加紧物色技术人员，同时通过商人关系去日寇盘踞的大中城市采购印刷器材，确保了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成立当日冀南币的发行。为了做好冀南币的推广流通，高捷成组织临汉铁路的太行区相关分行工作人员穿越交通封锁线，及时向各战略区送去冀南币。

　　晋冀鲁豫根据地幅员辽阔，情况复杂。为了巩固冀南币的本位地位，高捷成领导冀南银行利用不同地区商品价格差等方式灵活开展货币斗争，肃清地方土钞杂币，限制法币流通，设法挤出敌伪货币，从而巩固了冀南币阵地，粉碎了日伪掠夺根据地物资的图谋。高捷成领导冀南银行全面开展存贷汇业务，向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增加贷款，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巩固了根据地民主政权。自1941年起，冀南币币值提高，信誉上升，成为各根据地中流通范围最广的货币，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各根据地物价最低的地区之一”。

　　1943年5月，高捷成在完成印钞转移任务后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正如他在1937年4月辞家6年后从延安寄出的家书所写：“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他以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的牺牲精神为红色金融底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1945年1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金融市场的活塞》的文章，报道了清涧货币交换所主任丁鸿慈——一位普通年轻干部——的模范事迹。

　　1944年2月，丁鸿慈从边区银行绥德分行调任清涧货币交换所主任。通过实地调查，他了解到当地有3000万元的边币市场规模，于是想到利用货币交换所的活塞功能，“如果市场溢出这个数就扣紧一些，让边币流进库里；如果市面枯紧，就把活塞拨开，使市面保持饱和稳定状态。”3月货币交换所配合边区政府实施提高边币价格，大量兑出法币收回边币的政策，丁鸿慈从商人提供的情报里计算着清涧金融市场每天悄悄流入的边币和法币数量，对从延安公营商店和绥德、米脂等地带着大量法币来到清涧的商人，丁鸿慈总在第一时间提醒他们一定要遵守政府法令。4月清涧金融市场边币黑市价格回升。为了将边币吸收到货币交换所，丁鸿慈请示绥德分行迅速拨付了一笔法币，利用前两年在光华商店工作的经验，通过输入必需物资（特别是棉花）来调剂掌握市场。1944年3月～6月，清涧货币交换所入口棉花11万多斤，为财政减少兑换损失400万～700万元；1944年2月～11月，清涧货币交换所收回边币1亿元，其中三分之二已入库。通过严控边币市场规模，同时灵活调剂余缺，清涧市场边币价格提高了57%，自6月起法币兑换边币牌价稳定在1∶8.5。

　　丁鸿慈待人和气，团结合作社，乐于帮助商人和脚户。他定期与商人们交换商业行情，在合作社帮助兑换破票，推广使用边币。6月，货币交换所一度边币供应紧张，各商号主动将边币借给交换所来稳定市场。

　　作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推荐的模范工作者，丁鸿慈出席了1944年12月21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荣获乙等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聚集中华儿女御敌意志，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发挥持久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战士不惧形势复杂、环境险恶，坚定应对挑战，勇敢克服困难，为维护和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惜付出鲜血乃至生命。

　　毛泽民是党的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具有领导财经工作的丰富经验，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他代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立的统管苏区对外贸易的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与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组成的抗日反蒋政府建立了通商关系。汀州贸易分局以此渠道运销钨砂，换回中央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以及银元，粉碎了的经济封锁，缓解了苏区的经济困难。

　　1938年2月，为巩固与新疆盛世才的统战关系，征得党中央同意，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当时新疆经过连年战争，财政消耗巨大，靠借外债和发货币弥补缺口，资金紧张，老百姓度日艰难；省内货币流通混乱，既有以两为单位的省票，也有南疆发行的喀票，铜板、“袁大头”也在流通，各种货币间没有明确的兑换比率。此外，政府内部封建官僚色彩浓厚，人浮于事，贪腐盛行。为了建设新疆，造福新疆人民，毛泽民决定对新疆财政金融进行彻底改革，但“治理财政存在极大困难”。

　　首先，整理财政，整顿乱局。毛泽民制定了“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障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并商请党中央提供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法令规章，派出得力干部协助改革。借鉴苏区和边区的财经管理制度，制定了符合新疆实际的财税管理制度，推出了彻底改革财税的系列举措。一是针对财政厅机构臃肿状况，压缩人员，健全业务机构。起草《财政厅组织暂行条例》，在全疆8个地区设立财政局，在地区、县设立税务局，形成了省、地区、县三级财税管理体系。二是整顿旧税制。革除旧税制弊端，开辟税源，鼓励发展农副业；拟定《征收牧税奖惩条例》，颁发训令，严格税收章程，严防偷漏税行为，同时严格财税纪律，惩办浮滥靡费和贪婪不法行为。三是培养财税干部。1938年在省城迪化建立财政专修学校，分普通班和深造班，招收80名青年学员，他兼任校长亲自登台，邀请省财政厅和新疆学院教师专业授课，毕业学员多充实到中央运输委员会总站和分站及各区、县税务局。

　　其次，改组银行，统一币制。一是将原官资垄断的新疆省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更名为新疆商业银行。毛泽民主持发布《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明确改组银行的目的是“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改革银行管理体制，明确股东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和监事会为领导监督机构，他任理事长。广泛招募私人资本入股，改革后银行的商股占40%，资本金折合超过500万元法币。1939年1月1日，新疆商业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分行和办事处三级机构。二是改革币制。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新疆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纸币。新币发行有足够的金银作准备金，并有严格的核定管理流程。1939年2月1日，以元为单位的新币正式发行，正面印有“每元凭票即付国币一元”字样，彰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念。新币发行后币值稳定，携带方便，信誉良好，深受新疆各族群众欢迎，5年中未曾贬值。发行新币的同时，确立了合理的兑换比率回收旧币，1939年末流通中的旧币已全部回收。三是发挥银行作用。遵循“调剂金融，发展经济”宗旨，全面开展了存贷汇等业务，尤其大量发放农贷，“帮助了农民，因而使农牧工商业的经济得以发展，使税收大大地增加”。

　　最后，发行建设公债，筹措建设资金。1940年12月1日，毛泽民起草《民国三十年新疆省建设公债条例》《民国三十年新疆省建设公债施行细则》，由新疆省财政厅向社会公布。他在《新疆日报》撰写《发刊词》，明确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目的是在于增强建设力量，以求加速完成二期三年计划；是在于使国际后方更臻于巩固，以保证前线日，建设公债按票面发行，原计划发行500万元，实际发行668.91万元。政府发行建设公债在近代新疆是第一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建设资金困境，也反映出新疆各族群众对毛泽民主持财政工作的支持。

　　毛泽民主政新疆财政期间大力推动的改革对于稳定新疆财政金融，促进农牧业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夯实战略后方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